中国茶始于神农，兴于唐宋。据研究，在商朝周武王联合部落尊长伐纣，尊长就曾进贡茶叶。西晋（公元265-316年）已有贡茶的记载，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也记有贡茶。到了唐朝，开始有名茶的记载。各朝代有关名茶的著作如下：（一）唐朝（公元618-907年）：共290年，李肇著《唐国史补》、陆羽著《茶经》（公元775-780年）以及诗人李白、卢仝、白居易、杜牧等的诗歌中，均有名茶记载。（二）宋朝（公元960-1279年）；共320年，《床史·食货志》、欧阳修著《归田录》、叶梦得著《辟暑录语》、宋徽宗著《大观茶记》、蔡襄著《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唐庚《斗茶记》、熊藩《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均有名茶记载。
（三）元朝（公元1271-1368年）：共98年。马临《文献通考》对名茶和茶的产地作了记载。西湖龙井始于元代，虞集的《游龙井》诗中有记载。
（四）明朝（公元1368-1644年）：共277年。有关茶叶的专著很多，达五、六十种，记载的名茶也多。其中以顾元庆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著的《茶谱》和屠隆于万历十六年（公元1590年）撰的《茶笺》，以及许次纾于万历二十五年撰写的《茶疏》这三部书中记载较多。
（五）清朝（公元1644-1911年）：共268元。有《广群芳谱茶谱》、陆廷灿所撰《续茶经》，彭昌运的君山茶诗。
据查证，清朝以后，传统名茶没有间断，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有绿茶类：西湖龙井、庐山云雾、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太平猴魁、信阳毛尖、六安瓜片、老竹大方、恩施玉露、长溪珍眉等；黄茶类：君山银针；黑茶类：云南普洱茶、苍梧六堡茶、湖南天尖；白茶类：白毫银针、白牡丹；青茶类：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闽北水仙、凤凰水仙；红茶类：祁门红茶。茶叶随着时代的兴衰而时兴时败，特别是战争年代，民不聊生，茶园荒芫，名茶得不到发展，反而有的停产失传。新中国成立后，百业俱兴，特别是近年来，传统的历史名茶得以恢复，新创制的名茶如雨后春笋，这些品质优异、风味独特的名茶，不断满足了消费者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同时也推动了名茶加工技术的提高和发展。
我国数千年的用茶历史上，有过非常多的茶叶品种，特别是一些“贡茶”、“名茶”，备受茶客和文人的雅士的钟爱。现以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名茶分述如下，以乡食茶友们
唐代：
据唐陆羽《茶经》等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名茶计有50种，如：紫笋茶、阳羡茶、霍山黄茶、蒙顶茶、昌明茶、茶萸茶、衡山茶、鸠坑茶、仙人掌茶……大部分属蒸王青团饼茶，少量是散茶。
宋代：
据宋微宗《大观茶论》等记载，宋代名茶计有90余种，如建安茶、谢源茶、五果茶、普洱茶、白云茶、花坞茶、龙井茶……大部分仍以蒸青团饼茶为主，各种名目翻新的龙风田茶是宋贡茶的主体。
元代：
据元马端陆《文献通考》等记载，元代名茶计有40余种，如：头金茶、骨金茶、泥片茶、绿英茶、早春茶、大巴陵茶、雨前茶……
明代：
据明顾元庆《茶谱》记载，明代名茶计有50余种，如碧涧茶、薄片茶、白露茶、绿花茶、白芽茶……
清代：
清代名茶、除绿、黄、黑、白、红等品种外，还发展了新品种--乌龙茶，在这些茶类中有不少品质超群的品目，并逐步形成了至今还在继续保留着的传统名茶。清名茶讣有40余种，如：武夷岩茶、黄山毛峰茶、西湖龙井茶、凤凰小仙茶、青城山茶、贵定云雾茶、湄潭眉尖茶……
公元618年前后。唐宋是日本人派遣使者来东土求学最频繁之际，适逢中国最好的时候，他们将这份风雅带回了日本。日本人喝茶的起步，应该是茶文化的最高点，如今唐宋茶风在日本依旧留有遗韵。
最初，茶是作为药品，被鉴真带到日本的。那时的茶，可能是被称为砖茶的中国古茶，边咀嚼边喝热水，因为是咀嚼茶，所以叫作“喫茶”。这样的砖茶，传到日本以后，被日本人研磨碎了，作为抹茶喝。平安朝的日本人大都喝这种抹茶。
元代茶的生产基本上是沿袭宋制，茶叶加工方法有所改革，茶叶由紧压团茶改为条形散茶。散茶的制作方法有蒸青、炒青方式，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艺，大多是民间日常饮用。这应与元代统治者阶级的粗犷豪迈性格，使茶从唐宋时期讲究华丽雅致中，回归自然简朴原始，对中国饮茶风俗与习惯有了不同的思维，在茶文化的发展上可说是一个转折的阶段，一种通俗饮茶方式的发展。饮茶方式和文化也随之出现新气象，直接将散茶投入盏中冲泡饮用，这种冲泡方式不但制作工序简易，更能保留茶叶本质不被破坏，保留其清香味，这是中国饮茶史上的一大创举，但此时尚未普及。
宋代，茶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中日趋重要，茶叶产地逐渐扩大，由于宋辽互市，以茶换取粮货，也使宋代茶叶贸易有了发展。饮茶风尚更是盛行，茶叶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宋代经济繁荣，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说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有“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的习俗，客人上门时奉上一碗茶，离去时要送上一盏汤，所以如要遣走客人，便可送上汤明示，客人想离去时亦可索汤暗示。
茶文化特性1．历史性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纣之时，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时期，茶叶已有一定的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
茶文化特性
1．历史性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纣之时，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时期，茶叶已有一定的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合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彩，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2．时代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融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使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的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等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之大，为世人瞩目。
3．民族性
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习俗与喜庆婚礼，也充分展示着茶文化的民族性。
4．地区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
自20世纪80年代起，沉寂了200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地区。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计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经常举办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等。
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近20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
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榷茶和茶马互市，是我国宋代乃至明清茶政的两项主要内容。所谓“茶政”，无非也就是国家对茶叶生产、贸易、税收等所颁布和制订的一些规定、制度、法令和政策等内容的总称。
换句话说，茶政也即政府对茶叶生产、运销的一种干预，是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如前所说，我国最初的茶政，建之于唐。
据考证，我国也即唐代的茶政，是从贡茶和征收茶税所开始的。
以贡茶和税茶的时间来说，贡茶比课收茶税的时间似乎还要早些。所以，如袁高和李郢等关于茶山贡茶诗中吟及的“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等诗句所示，这些贡茶的诏谕和碑文，也即构成我国最早的茶叶法规和茶政内容。
关于唐代税茶的情况，上节已经介绍，自裴休十二法提出以后，我国茶叶的法制，相对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但至唐末和五代，茶叶法制又复大乱。如后唐李禀时，“于各要冲设税茶机构，自湖南至京（今洛阳）六七区纳税，以至商旅不通”。所以，入宋以后，一为国用未丰，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种种积弊，故从北宗初年起，就逐步推出了茶叶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这样两项基本国策。
或许有人会说，榷茶和茶马互市，不是在唐代就有了吗？是的，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大和九年十月颁令榷茶，但十一月王涯被杀，榷茶刚刚开始就夭折了。所以，榷茶和茶马互市，虽提出和见之于唐，但实际成制于宋。
１．榷茶的实施。榷茶是一种茶叶专卖制度，实质上也是一种茶叶税制。实行榷茶，一般寓税于中，不再设税。其实不是不税，本身首先把税利就考虑计算在内了。但是，国家或官府对榷茶之利，还不限于茶税，他们在垄断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低价向农民收购，高价向商人售出的手法，一买一卖，转手之间，除税额以外，还取得了惊人的差额；这也是其与茶税又同又不同之处。
宋代榷茶制度，前后有不少变化。但是，大体来说，宋朝榷茶的规定是，园户（山区种茶的农民）生产茶叶，先向附近的山场兑取“本钱”，采制以后，以成茶折交“本钱”；多下来的茶叶，不准卖给别人，要悉数出售给山场。至于茶商买茶，也一改过去向产区农民直接收购的习惯，而是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券到榷货务货栈和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再运销各地。
宋代榷茶，始于乾德二年（９６４），是年诏在京、建、汉（汉阳）、蕲口（今湖北蕲春）各置榷货务开始榷茶。第二年，又以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一作四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
这是宋代开始榷茶的情况，其榷货务和山场不断变更，直至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才相对稳定为六务十三场。其六务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苏仪征）、海州（江苏连云港）、汉阳、无为和蕲口。十三场是蕲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埠、开顺口和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朝是一个长期在辽、金和西夏侵扰、威胁下被侮苟安的朝代。所以，作为其敛财来源之一的榷茶制度，也常随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
如最初的榷茶，只限江淮和东南一带，川峡、广南，听民自买自卖，禁其出境。但是，至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废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宁后又复榷东南茶叶）。至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也即全国其他地方可随便买卖，原来不榷茶的川峡一带，反倒增设提举司，“榷川茶以换取边马”实行起榷茶来了。
再如商人向榷货务购茶，先前只须交付金帛，雍熙后，由于兵战需要，就改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于边塞，然后再按值付券，准予兑卖荆湘、江淮茶叶；这也即北宋时一度所推行过的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
总的来看，宋代榷制，在徽宗以前，变化较多且乱，崇宁四年（１１０５）推行引制以后，开始比较稳定下来。引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在商人交纳银钱边粮以后，由榷货务发引自买于园户，然后返销引面注明的远方州军。短引只限于产地和邻近州县出售。
崇宁以后，南宋、元、明和清代，虽然有时也短期实行过税茶或其他榷制，但基本上都仿效和沿用北宋这种引制，直至咸丰（１８５５—１８６６）以后，清廷被迫允许外商在我国腹地开厂设栈，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厘金和其他捐税所替代。
２．茶马互市的成制。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我国内地有茶缺马，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又多马和无茶，故我国历史上的边茶贸易，长期就多采用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交换形式。
从文献资料来看，早在唐代，就有“回纥驱马市茶”的记载。但是，不说唐代，即便五代和宋朝初年，这种茶马交易，也未成为定制。因为至宋朝初年，与边疆少数民族博马，主要还是用铜钱。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盐铁使王明才上书：“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这样乃设“买马司”，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药主要是茶来换马。这可能也是我国由国家最早制定的茶马互市的政策。在设买马司的同时，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良马。神宗熙宁七年，在四川也推行榷茶，于川（成都）、秦（甘肃天水）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专掌以茶易马之务。
南宋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形容说：“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就是描写熙宁建立茶、马司以后的情况。至“绍兴初，陕西失守，……乃奏合四司为一司”；即朱高宗赵构，诏并川秦茶马四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
所谓都大提举茶马司，《宋史·职官志》称：“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此机构设立以后，南宋茶马互市的机构，就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这八个地方。川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所换马匹，大都用来作役用。秦场全部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所博马匹高大健捷，主要用之以为战马；这也是当时茶马互市的重点所在。
元朝不缺马，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明代初年，恢复茶马互市，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由上述榷茶和茶马互市，我们从茶政的建设上，同样也能看到宋代在我国茶业史上所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