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氏闻见记》的记载能够看出，降魔师及其弟子，在北方寺庙传承的是煮茶。在涉及陆羽时，封演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煮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由此可见，封演是能够分清楚煮茶与煎茶的明显区别的。而湖州杼山妙喜寺的住持皎然，从其诗文描述能够清晰看出，他的饮茶方式迥异于北方寺庙的煮茶，已经是很明确的煎茶了。至此，还不好判定，陆羽在煎茶技法的形成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承了皎然的教诲与心得？否则，皎然不会对陆羽有“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的批评之语。
陆羽推崇和宣扬煎茶的贡献，在于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煎茶工艺，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并把饮茶从亦食亦药的煮茶技法中剥离出来，上升到不受辅料滋味影响的高洁清饮，一举使茶成为“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的泓然清流。西晋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张孟阳在成都喝的一定是煎茶，否则，煮出的羹饮、茗粥，香气滋味驳杂，又怎会芬芳“冠六清”呢？
煮茶煎茶各千秋
陆羽在《茶经》的煎茶技法中，规范了二十四器，把煮茶中添加的葱、姜、枣、薄荷、橘皮、茱萸等调剂品，从茶饮中剥离出去，只保留了一味盐的存在。把过去的“煮之百沸”，精减为目辨的煎之“三沸”，有效降低了茶汤的浓度和久煮造成的苦涩滋味，使茶的真香得以纯洁，使茶的滋味变得更加单纯和清雅。
陆羽视过去的煮茶，为“斯沟渠间弃水耳”。如果仅仅站在茶的品饮角度来看，陆羽的观点或许是对的，茶的表达要纯粹，要展现出茶本身的真香真味。但是，如果从医疗和保健角度思忖，陆羽的上述观点，似乎有些失之偏颇。首先，我们要看到，茶的利用和发展，是从食用到药用，由食药并用再发展到广泛的食用阶段。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意识到茶的寒性，可能会对不同体质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故在日常的饮用中，加入了一些辛温的调料，尤其是葱的微温通中、姜的温中散寒、薄荷的清利头目、橘皮的燥湿化痰、茱萸的暖肝温胃，这些辅料相互协同，综合作用于人体，可有效抑制长期过量饮茶造成的痰湿、偏寒等副作用，这其中，蕴含着祖先们高超的生存智慧和对食药属性阴阳平衡的把握。姜、茶的天作之合，一阴一阳，寒热平衡，直到今天，仍是医疗、保健中祛除湿邪、暑邪、寒邪的经典配伍。其次，在茶中添加淀粉、薯蓣等煮成茗粥，可有效减少茶对胃肠的刺激，尤其适于体质虚弱、低血糖的人群。
《隋书》曾记载，隋文帝杨坚罹患脑病，经常头痛，后遇一僧人告之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有病乱投医，依之煮茶饮用，果然奏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隋人竞相采制饮用，举国上下，饮茶蔚然成风。《隋书》说：“由是竞采，天下始知茶。”隋文帝以身试茶，治愈了顽疾，这一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饮茶医疗广告，对茶的推广普及以及唐代茶文化高峰的孕育，其影响力度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在上文中，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煮”字。隋文帝的饮茶伊始，是被动的，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茶能治愈他的顽固头痛，个人以为，是茶汤中的茱萸、薄荷等起了主导作用，茶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查阅中药的功效我们知道，茱萸和薄荷，均是治疗各类头疼病的主要药物。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吴茱萸汤，是后世治疗多种顽固头痛的经验良方，对治疗胃寒、慢性胃炎等也有显著疗效。
《茶与健康》静清和：茶性寒凉是本质，点击下文速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