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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向有茶酒争功之说，虽经水来调解，两者同登榜首，平分秋色，不要再打架，但实际上在中国人心中，尤其在文人的心中，茶的地位还是在酒之上。酒能激发情感，爱饮酒的诗人不少，但不饮酒的诗人也很多。而越到后来，诗人与茶结缘得越多，拒茶的诗人便很少了。纵观茶与酒在诗人中的地位，有一个酒领诗阵，茶酒并坐，到茶占鳌头的过程。
茶的故乡虽在中国，但传到中原和广泛使用并不早。所以，早期的文人常以酒助兴。屈原《九歌·东皇太一》就有“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的句子。是说要用蕙草包裹祭肉，用桂、椒泡的美酒献给天神。到汉代，虽然开始出现饮茶，但与文人为伴的大多还是酒。曹操《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有感人生短暂，劝人及时行乐的。此歌又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以酒解忧的名句，从此杜康的故事编出来了，杜康酒至今知名世界。这诗虽然悲壮，但总让人感到透着不少无奈。所以，酒，有时是恣纵放任，有时又总与愁相伴，很难使人产生平静安适。曹操的《短歌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人生无常的苦闷，虽然壮心不已，但多烈士之悲心。
杜康酒
两晋社会多动乱，文人愤世嫉俗，但又无以匡扶，常高谈阔论，于是出现清谈家。早期清谈家如刘伶、阮籍大多为酒徒。酒徒的诗常常是天上地下，玄想联翩，与现实却无干碍。虽有神话和绮丽的想象，但酒的浑沉使这些诗人出现反现实主义的趋势，虽得建安之风骨外形，却远无三曹旷世的气概。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这时，茶加入了文人行列，也从此走上诗坛。晋代左思、刘琨、陶渊明，是对抗反现实主义的“玄言诗”派而产生的优秀作家，而正是由左思写出了我国第一首以茶为主题的《娇女诗》。这首诗，写的是民间小事，写两个小女儿吹嘘对鼎，烹茶自吃的妙趣。题材虽不重大，却充满了生活气息，不是酒人的癫狂或呻吟，而是从娇女饮茶中透出对生活的热爱，透出一派活泼的生机。从整个中国诗坛而言，虽不算什么名篇巨制，但开了个好头。茶一开始入诗，就涤去酒的癫狂昏昧。
左思《娇女诗》
唐代前期，诗人主要仍以酒助兴。李白斗酒诗百篇，足以说明酒在一定情况下对诗人有好大的功用，但天下诗人都像李白那么大酒量的怕是不多。李白也有茶诗，但很少，常为人称道者即《玉泉仙人掌茶》，诗中写了仙人掌茶滋润肌骨和清雅无浊的品格，可见李白饮茶还是偶尔为之。杜甫专以茶为题的诗虽少见，但显然比李白饮茶要多，所以诗中茗饮之句比李白多了不少。
唐代诗人广与茶结缘还是在陆羽、皎然等饮茶集团出现之后。《茶经》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茶艺，皎然总结了一套茶道思想，颜真卿组织了文人茶会，皇甫曾、皇甫冉、刘长卿、刘禹锡等把茶艺、茶道精神通过诗歌加以渲染。白居易把茶大量移入诗坛，使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尤其到卢仝写下《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之后，把茶提神醒脑，激发文思，净化灵魂，与天地宇宙交融、凝聚万象的功能描绘得淋漓尽致。从此，文人对茶的认识被提升到一种出神入化的高度。
卢仝《七碗茶歌》
有人统计，唐以前与茶有关的诗有五百余首，其中主要是中唐以后文人所写。唐代，不仅茶诗数量大，而且无论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比后代深刻、新颖。宋代茶诗数量虽比唐代更多，但除少数著名诗人（如苏辙、陆游、范成大、李清照）的茶诗内容有新意外，大多模拟唐人。
到中唐时期，正是从酒居上峰到茶占鳌头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到唐末，茶在文人中便占了绝对优势。这从敦煌本《茶酒论》完全可以得到证明。表面看，水调和了双方，实际上，《茶酒论》的主题仍把茶放在酒之上。《茶酒论》称茶为“紫素天子”，说它是“玉酒琼浆，仙人杯觞，菊花竹叶，君王交接”。而对酒，则认为“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甚至可以“为酒丧身”。所以，中国人虽然爱酒也爱茶，但在文化舆论上茶的位置总是要比酒高几分。应当指出，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由于文人的渲染，而且有着深刻的民族背景。
《茶酒论》局部 敦煌遗书 阎海真题记
中国人与西方人性格不同，西方人率直，但容易暴烈，好走极端，性格如火、如酒。而中国人含蓄、沉静、耐力强，务实而不好幻想。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常以天下为己任，要求自己有很深的修养和高洁的情操，要经常清清醒醒地看世界，也清清醒醒地看自己，反对狂暴和感情滥泄。而茶的品质很符合中华民族的个性。
因此，作为中华儿女杰出的代表——中国文化阶层，便对茶更有特殊的感情。从酒魔称霸，到茶酒分功，最后到茶领文风，是中国民族文化进一步成熟的表现。在当代西方世界不断倾斜，矛盾百出，世界纷乱不宁的情况下，茶的平和、友好、协调、含蓄、深情，就使人们更想起它的好处。因此，中国文人与茶结缘，实在是一种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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