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江南的茶文化风格，首先要认识古老的吴越文化。在长期的传统观念中，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其他地区则是步黄河文明的后尘而来。不仅封建时代的历史文献这样说，早期的考古学者也这样看。但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考古发现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有人提出，中国如此之大，到处都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很难说哪里是源头，哪里不是源头，因而认为中华文明是多源头互相渗透、交融、凝聚的结果。
首先发难的便是浙江。20世纪50年代末，浙江嘉兴马家浜发现新石器遗址，开始对长江下游是龙山文化南下的传统说法提出疑问;而当1973年，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遗址后，更把这一新的理论推进了一大步，或者说使其得到了确认。这里出土的大量黑陶和生产、生活器具以及干栏式房屋建筑，有力地证明了在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前不同阶段的社会面貌，说明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可能与同期的黄河仰韶文化同步发展。这种观点很快得到考古界不少学者的支持，认为长江流域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文化重要来源之一。
当然，夏、商、周几代，中原黄河文明是走在了前列。而长江下游，长期被称为东夷之地。然而，或许正因为其距全国政治中心的偏僻、遥远，这一地区更多保留了自己独立的文化特征，构成古老吴越文化的独特风貌。周代，吴越虽与中央保持隶属关系，但经济文化自成体系。越王勾践用范蠡、计然，十年而国富，卧薪尝胆而国强。不过，较之中原，吴越直到汉代仍落后不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陶朱公是极少的。
现代人看沿海地区比内地既开放，又富足，古代远不是那么回事。但自三国以后，吴越经济不断发展;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经济则压倒黄河流域。直至现代，江南仍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吴越地区的这种历史轨迹造成它自己的区域文化特征:既接受黄河文化的影响，但更多表现了本地区特点;早期的落后与中、晚期的先进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是富庶的经济生活，同时又保留更多古风古俗。吴越、闽粤，都有这种特点。上海有最现代的工业，但至今总爱“阿拉”长、“阿拉”短，不愿说普通话;苏州话委婉动听，苏州评弹的清扬低回，细腻婉转更独具风格;闽南语没有多少其他地区的中国人能懂;广东是现今最开放的地区，但唯独语言不肯开放，甚至以讲粤语为荣耀。这使他们的文化总在古老与革新两种潮流的巧妙结合中独放异彩。
吴越茶文化正反映了这一突出特点。这个地区，也是我国产茶胜地。浙江绿茶在中国绿茶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个基本条件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使该地区成为中国茶文化的真正发源地。
第一， 吴越地区山水秀丽，风景如画，不仅有产茶的自然条件，而且有品茶的自然艺术环境。在这里，经常是集名茶、名水、名山为一地。中国茶文化向来主张契合自然，吴越地区的太湖南北、钱塘江畔，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大“茶寮”。
第二， 我国东南地区向来是佛、道胜地，而且，正因为这里的人民有尊古风、重乡情的特点，佛教在此地不可能如青、藏和其他西部地区接受其“原味”多，不论何种文化，到这里总是要经过一番改造，接近本地“土风”。所以，青藏密宗为多，保持了印度佛教原色;北方律宗为多，已被中国文化改造了不少;而在吴越地区，主要是完全被改革的禅宗占主要地位。然而也正是禅宗与中国“原种”文化的道家、儒家思想更为贴近。于是，儒、道、佛三家在这一产茶胜地集结，共同创造了江南的茶文化体系。
第三， 自隋唐以后，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南宋建都临安，又使这一地区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江南水域使这一地区总是带来清新的文化气息。但是，自成体系的文化格局，又使它新风之中好融古俗。近代以来，中国古老的茶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但在这些地区(不仅吴越，也包括闽粤)，却悄悄地把中国茶文化的精髓保留下来。至今浙江茶事最为兴盛，便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判断。从陆羽、皎然饮茶集团，到湖州民间“打茶会”，从杭州现代化的中国茶叶研究所到兼古通今的茶叶博物馆，从西子湖畔一座座茶室，到集茶肆、茶会、茶学研究为一体的“茶人之家”，都证明了这一点。
杭州的茶馆同样说明了上述观点。
杭州茶馆文化，起于南宋。金人灭北宋，南宋建都于杭州，把中原儒学、宫廷文化都带到这里，使这座美丽的城市茶肆大兴。《梦粱录》载:“杭城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说明早在南宋，杭州茶肆便有与书画结合的特殊风格，并有各种民间俗饮方法。擂茶，是以茶与芝麻、米花等物捣碎而成，是一种既开胃又健身强体的饮料。盐豉汤，可能即指今浙江流行的盐豆茶。至于茶中加葱与姜也是宋代民间普遍流行的吃茶法。
当代的杭州茶馆，可能不如四川成都数量多，整个吴越地区，大概也不像整个四川大城小镇茶馆栉比林立。这是因为，浙人饮茶大部分是在自己家里。但是，若比茶馆的文化气氛，杭州却大胜一筹。
杭州茶室有几大特点:
第一，是讲名茶配名水，品茗临佳境，能得茶艺真趣。
表面看，杭州茶室既没有功夫茶的成套器具，也没有四川茶馆座椅壶碗配套及“幺师”的行茶绝技，但贵在一个“真”字。杭州人喝茶，主要讲西湖龙井，真正的绝品龙井并不在龙井村，而在狮峰，一般人自是难得。但稍好一点的特级、一级龙井，也大可品尝了。龙井茶属典型绿茶类，它最好地保持了茶的本色。一杯茶沏出来，清澈无比，叶芽形状美丽而不失真。味亦清淡甜美，确有如饮甘露之感。
西湖龙井之所以能保持这种特点，与水有很大关系。虎跑为天下名泉，其他地区水质稍逊，但较内地江河之水也美得多。到杭州，游西湖，上灵隐，虎跑水加上等龙井，那是极大享受。妙就妙在无论茶与水，都不失真味。对茶中色、香、味的体验，不需雕琢粉饰。人们常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茶室也如此，不论在亭台楼榭之中，或是山间幽谷之处，或繁或简，总透着自然的灵气。
第二，西湖茶室，多了些“仙气”“佛气”与“儒雅”之风。
在杭州，各种茶室一般皆典雅、古朴，像京津那种杂以说唱、曲艺的茶室不多;更没有上海澡堂子与茶结合的“孵茶馆”，也很少像广州、香港，名曰“吃茶”，实际是吃点心、肉粥的风气。杭州茶馆所以叫“茶室”，是别有意境的，一个“室”字，既可以是文人的书室，又可以是佛道的净室。可是配以杭扇、竹雕、济公小像等卖工艺品的小卖部，也可以卖茶兼冲西湖藕粉，但总离不开雅洁、清幽的意境。沿湖而行，苏堤、白堤，茶室中体会到的是湖天一气，人茶交融。到了虎跑，淙淙的泉水，清幽的茶室，大虎、二虎“跑来佳泉”的民间故事，使你领略到一种道家的神仙味道。而假如你到灵隐，古刹钟声，袅袅香烟，虔诚的佛门弟子，汩汩的泉水流淌，再到茶室饮上一杯龙井，不是佛教徒，也便好像从茶中触动了禅机。
至于西泠印社之侧，茶人之家的内外，书画诗文，更构成自然的儒雅风格。所以，你到杭州茶室，体会茶的“文化味道”，不能仅从烹茶、调茶程式、方法来领会，而要从那种历史氛围中去感受。面对葛洪、济颠、白娘子的遗迹，你不是仙，那茶中也自然沾上了“仙气”。所以，在杭州茶室饮茶，不伴以对吴越历史文化的了解，你难以成为真正的西湖茶人。
第三，整个杭城山水是构成西湖茶室文化的自然氛围。
笔者1989年到杭城，用了整整两天，步寻茶室。到得云栖，参天的竹林，篁间石径，山间云雾，和路旁卖鲜茶的大嫂，自然使你明白，为什么茶人喜欢伴以竹林松风。那种幽隐的韵律，你在其他城市茶馆，绝难体味。来到龙井村，进入龙井寺，面对起伏的茶山，看着穿红着绿的采茶姑娘隐现在茶树丛中，自然会产生九天玄女“下凡会茶”的联想。而到得满觉陇，桂子飘香，乳石滴泉，才又领略皎然诗中以茶伴花的意境。所以，整个杭城，构成一个“大茶寮”，不必刻意雕琢。茶与人，与天地、山水、云雾、竹石、花木自然契合一体;人文与自然，茶文化与整个吴越文化相交融了。这便是杭州茶室表面无特色，内中最有特色，西湖茶室使人终生难忘的原因，这又应了“大象无形”的哲理。
杭州茶室可作为“吴越茶馆文化”的代表。其他江浙市镇，除上海外，其茶馆文化大体相仿。湖州茶馆在接受杭州茶肆风格外又多了些民间情趣。据民国《湖州月刊》记载，1932年湖州尚有茶馆、茶肆六十四家，兼听书、交易、评理。如府庙的金贵园、启园、顺元楼;南门的同春楼、清和楼;北门的岳阳楼、九江楼;还有天韵楼、玉壶春、状元楼、荟芳楼、一升天、升风阁等。单从名称看，便可体会湖嘉地区的茶肆茶楼，虽处闹市，但仍保持与自然、儒雅相结合的韵味。此地茶馆也有兼理民事纠纷的功能。
民间发生纠纷，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可以相约到茶馆当众去讲理、调解。不过，在茶的氛围中，明明是矛盾、纠纷，申辩也变成轻言细语，当众裁判，输者出“茶钿”，称为“吃品茶”。纷争用茶一协调，是非分明了，但又和气不伤感情，“中庸原则”“无为而有为”，在这里被融进茶理之中。中国人运用文化之巧妙，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至于苏州茶馆，则加上些幽雅的评弹、曲艺。像北京老茶馆中可以红火热闹的“跳加官”，吴越之地则少见。
总之，仙气、佛气、儒雅特色与契合自然，是吴越茶馆文化的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