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以降，宜兴的紫砂陶器不仅受到文人墨客、官宦富绅的喜爱，而且开始受到宫廷的重视，清康熙朝的紫砂器被选入宫，作为画珐琅所使用的坯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十九件带有康熙御制的加彩紫砂器，均明载于康熙《干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中。
清雍正朝亦精选各类精品进贡宫廷；而喜好茶饮的乾隆皇帝更是专门订制宜兴紫砂茶具，将当时著名的宜兴名家召进宫中造办处，专门为皇家制坯，并在订制品上题诗。同时宫廷也开始向宜兴订购紫砂器，其模式与景德镇官窑瓷器相同，由皇室出具图样，统一样式与规格，遇有佳制，亦以紫砂壶为样本，要求景德镇官窑依样仿制。学者统计，单是年祚仅有十三年的雍正朝，其造办处档案中，提到宜兴紫砂的记载便有十一次。宫廷与宜兴的关连，时断时续，一直到宣统元年尚有大臣端方（1861-1911）订制的一批刻有「宣统元年（1909）」款识的砂壶为止，其间共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漫长岁月。
尽管明清宜兴紫砂器的发展十分蓬勃，但宜兴窑却始终未能被宫廷设为官窑，不过也幸亏如此，才使得明清陶人的姓名、事迹能随着作品被保留下来，不致像历代官窑瓷工般，隐姓埋名。因为这些制作御用紫砂器的陶人，是不能在作品上留有个人号记的，根据官方规定，书写铭刻帝王年号款的先决条件必需奉有朝廷旨意才可，随意书写可能招来祸事，所以奉旨制器的匠人即使名气再大，也不敢擅自在作品上署名，在皇帝面前留姓扬名。
清人对时大彬、陈鸣远两大紫砂名匠曾赞曰：「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内竞求鸣远碟」，可见宜兴佳器的影响力仍誉及深宫。宜兴紫砂壶入贡后，开始受到皇室的重视，但在清中期前，皇室的审美品味显然尚不能接受素面素心的紫砂壶，依例在壶表加上华丽繁缛的装饰，最常见的乃属釉彩、描金装饰，明代也有少数的雕漆、宜均等装饰。
据《江苏省志‧陶瓷工业志》载：清乾隆七年（1742），曾有一批当时宜兴制壶高手承制的精美宫廷御用器，被选入河北承德山庄行宫。参与的陶人名单为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馨和邵玉亭等。该书又说：「……这些贡品，用珐琅彩、堆雕或泥绘装饰，典雅华丽。」但这并不意谓着这些贡品全都是由宜兴艺人一并进行装饰的，
学者认为「根据当时烧造珐琅彩陶瓷的工艺条件，紫砂陶的坯体必是在宜兴烧成后送往京师，再由宫内造办处涂上珐琅彩的。」珐琅彩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可由添加金属氧化物变化其色泽，即成有色泽的珐琅彩，因其属低温釉，故可在紫砂器上绘妥后，再入炉烘烤即成。
清官窑所烧造瓷器的纹饰、色彩皆有严格定制，民窑不准烧造，通常由内廷发出内府器物或作成木样交由官窑，依样制造，形制多变的宜兴紫砂壶便是其中一个参照来源。至于装饰则由宫廷画院拟稿，或由匠人设计款式花样，经由皇帝审览，照准之后，才能依样烧造。
而清宫画瓷的匠人则大多是由景德镇送来的，并严加规范，从宫中内府交出的画稿或器物、木样等，依例要全部缴回，不能留在窑厂或宫外，总之，从画样到烧造完成，均有严密的控制。
为宫廷制器的宜兴陶人作品，充份反映出当时的宫廷装饰趣味。如杨友兰，善制彩釉砂壶，饰以粉彩花鸟。王南林和杨友兰同时，所制彩釉壶，精巧过之；邵基祖制壶加五色花卉，极其工丽，又在王南林辈之上。这些盛行于乾隆期的粉彩花鸟紫砂壶，可说是完全模仿景德镇的瓷器装饰风格，这个倾向使得紫砂陶器完全丧失了特有的朴素优势，而走上与瓷器竞彩之路，因此除了泥胎之外，其器表的釉饰彩绘和当时宫廷趣味的瓷器，其实是几无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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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汝醴、吴山，《宜兴紫砂文化史》，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廖宝秀，《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画》，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2
黄健亮，《紫砂名品》，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008
黄健亮，《明清紫砂艺术──宜兴紫砂壶及其装饰研究》，台北，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2007
王健华，《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耿宝昌，《紫砂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