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图文来源：黄健亮先生
特别声明：本课程提及的考古材料与图片都是各文博单位、考古专业人员的辛勤成果，才能让世人有机会探索这些珍贵的文化资产，感谢他们无私的奉献，谨此致敬。
本文所引用的考古图片均为已经出版或公开展示者，不便公开的研究资料则仅做文字描述。本文为课程讲义，图片解说请在线聆听。
前言近十数年来，各类紫砂考古的研究材料大量涌现，整体研究环境远非1937年张虹、李景康编《阳羡砂壶图考》时的贫乏闭塞可比，甚至也要比1982年詹勋华编写《宜兴陶器图谱》时，信息更丰富太多了。现下的优势是时代科技发达与信息传播的迅捷，也是各文博、考古专家的努力成果，吾人既有心于紫砂，切莫辜负了这些研究材料。以下兹将紫砂相关考古所见，择其荦荦大者汇整于后，并与传世著录相互印对佐证，作为研究参考。
明代至早清的紫砂考古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宜兴紫砂有关的考古材料都是以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宜兴羊角山古窑址调查简报〉为主。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移山整基时，发现了蠡墅村羊角山早期紫砂窑址，这是涉及宜兴紫砂起源的重要发现。据载，此一小型龙窑，长十余公尺，宽一公尺多，在其废品堆中发现了大量早期紫砂器废品，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器盖出土。
当时的学者依其堆积层分布，发现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代南方流行的龙虎瓶风格一致，并有宋代小砖一起出土，乃推断其「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
然而，多年来学界对此亦有不同的观点，认为羊角山的出土残器并不充分，如南博宋伯胤便质疑：「仅仅依靠少数造型和北宋墓葬出土物的相似，某种形式不见于『南宋以后』，或者砖垛上的砖的尺寸较小，或者它和北宋砖相似等等，都是极其不够的。」因此宋伯胤建议还应对羊角山附近再进行一次全面勘察和科学发掘，才是获得真正答案的唯一途径。
安徽考古专家李广宁更具体地指出：「羊角山古窑址并没有经过科学地考古发掘过，……是不能当考古证据来引用的。……其时代上限很难突破嘉靖时期。」此外「全国发掘的宋代墓葬已不下数千座，至今没有在任何宋墓中出土过一件紫砂壶！」
然而，或许是中国土地埋藏的历代文物太多、太古老了，宜兴紫砂区区数百年的浅短历史，只不过是个小老弟，中国文博考古专家只怕无暇于此。直到羊角山考古将近三十年后，在台北成阳基金会的赞助下，自2005年下半年起，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与宜兴当地文博单位的考古人员，联合对位于宜兴丁蜀镇的蜀山西南片的两个遗址，进行了约700平方米的发掘。
经过二年的努力，考古人员发现十处各期窑床遗迹，并在各堆积层发现了大量从明末到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紫砂、均陶和其它日用陶器残片三万余件。在2008年九月于南京博物院举行的「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联展」中，重点展出了羊角山与蜀山考古的若干残片。
南博「紫玉暗香」同步展出的还有江苏金坛金沙广场所发掘的古井出土物，该井出土的瓷片最早至正德，最晚至崇祯，同时伴出了几把提梁壶和十几个烧水的匜口罐，其形态和工艺也与蜀山明晚期陶器相同，
其中的提梁壶与江苏省南京市南郊马家山，明嘉靖12年（1533）吴经墓出土的「柿蒂纹提梁壶」，不论形制、工艺、泥料或窑烧，都较为接近，可互为印证。
明代正德嘉靖期的出土紫砂器，尚有1991年无锡南禅寺出土的一把鼓墩形「四系紫砂壶」，此壶胎体呈紫褐色，胎体粗砂含量较多，近似缸胎，显得较为厚重。壶体制作方法与吴经墓提梁壶相类，均由上下合起，壶内可见明显接痕。其烧成并未使用匣钵，火疵较多，推测当时应是用来煮水或煎茶。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少同时代的民窑青花瓷器与匜口罐。
宜兴紫砂壶的初始用途应是由煮水器或煮茶器，再逐步走离炭炉火炙，转向泡茶器，并趋于精致化。前述几件提梁壶或匜口罐大多有火炙痕，也说明了此一情形。
在2005年江苏省徐州市大同路南侧的明代徐州卫所遗址考古中，又见到了一种明代万历至崇祯期煮水用的紫砂穿心铫，盖面装饰柿蒂纹，其外观形制与横把砂壶相似，但壶底却另设一中空陶管的烟道，高出壶口，与壶盖相贯，此一科学设计增加了壶体受热面积，使水能够更快煮沸。
此外，在蜀山考古明末至清中期地层中，也有穿心铫残器出土，但形制结构稍有差异，烟道由壶侧穿出的，显见此类紫砂穿心铫亦是当时的日用器物，惟今已罕见。
前文曾提及明嘉靖吴经墓出土的「柿蒂纹提梁壶」，吴经是明武宗朱厚照宠信的宦官，且「有宰相之实」，但因恃宠而骄，多行不义，嘉靖皇帝即位后，便被「执送都察院鞠治」（俱见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最后被发孝陵卫充军。虽然吴经晚年被发配充军，但死后的随葬品并不寒伧，同墓出土的还有各类陶罐、瓷碟、铜镜等，甚至还有仪仗陶俑200余件，显见此件「柿蒂纹提梁壶」仍有一定的来历。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2002年，年代仅次于「吴经墓提梁壶」的绝对纪年紫砂壶出土了！巧的是这也是个太监墓。据北京文物局发布的资料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出版的《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可知，在该大学基建施工中发现了三座明代御用太监墓，「发掘出土了紫砂壶、紫砂杯、玉带板等大量文物。」
其中出土紫砂壶的是葬于明万历壬午年（十年，1582）的明代御用太监赵西漳墓，据其棺床前放置的墓志记载，墓主人生前为御用太监赵芬，字兰谷，别号西漳，生于1508年，7岁入宫，侍奉过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皇帝。这对出自赵西漳墓西侧壁龛的紫砂壶基本形制一致，均为直口，斜折肩，直腹，平底，矮圈足。带钮子母口盖，顶面略鼓。曲状短流，流口高于壶口。耳形柄，截面呈圆形。制法为壶底、腹、流、柄均系单制后接在一起，其中壶腹是用一长方形泥片围成的。整个器物均可观察到细小云母颗粒，可能显示烧成温度稍低一些。
与两件紫砂壶伴出的尚有4只紫砂杯，均为红褐色，壁厚仅0.11至0.15厘米。杯子底面各印有一字，依杯子从大到小排列分别印的是「礼」「乐」「射」「御」，呈方形印章状，阳文。四只杯子渐次变小，套在一起后杯口齐平，形成套杯。这是迄今出土紫砂器中，年代最早的款识，背后的意涵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2004年九月，中国十四家文博单位共襄盛举的「砂壶汇赏——全国出土紫砂茗壶、南博藏紫砂茗壶、成阳藏紫砂茗壶联展」与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博物院举行。该展集聚了江苏、福建、浙江、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七个省份所出土的明清时期29件出土紫砂器，引起紫砂界的高度瞩目。将有明确年代可考、有出土纪年的明清紫砂标准器集中起来汇展，可谓空前，无疑是紫砂研究极其难得的机会。
尤其该展的七件出土「大彬」款紫砂壶，不论精粗，件件都是充满研究意义的好题材，例如业已被公认为时大彬真品的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卢维祯墓出土「时大彬制款鼎足盖圆壶」。该壶与赵西漳墓紫砂壶相距不过28年，墓主卢维祯（1543-1610）于万历年间任户部、工部二部侍郎。此大彬壶中装满了武夷炒青绿茶，由此可知墓主生前有饮茶习惯。
壶以红棕泥为胎，调砂稍细，满布天然的云母亮点，通体栗色带黄调。烧结程度适中，已使用匣钵，胎体基本纯净，除泥料偶见小黑点熔砂外，未见烧成时的飞釉射火。器盖盎起呈圆弧形，上倒立三个扁鼎足，呈半个如意云式，线面甚工，这是此壶形制上的最大特色，显然是借鉴自青铜器的鼎足概念。口盖严密，壶盖可以倒过来兼作茶杯用，盖面虽不深，但加上盖墙，倒也容量适中。不设壶钮，以鼎足替代；既作杯用，故不设气孔，茶壶无孔出水难流畅，但大彬此壶旨在自斟自酌，既已取盖作杯，何劳气孔？妙哉！
明人冯可宾《茶笺》曰：「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由此可知大彬此式，不只是「其妙在造」，更是响应茶人的茶事主张，将茶具向个人化、实用化努力的创新者。
壶流的中线有一条棱线，从流孔可看到流嘴根部内亦有一条折线，可知整个流嘴应是左右合模而成。这条模线工整严谨，含蓄流畅，化缺点为特点，让壶嘴更显精神，展现大彬优异的工艺审美观。
壶的底足异于常制，内圈以脂泥塑为弧形，和壶盖的鼎足弧角遥相呼应。笔者于「2004年砂壶汇赏学术研讨会」上，亦亲见由南博张浦生先生展示的另两件胎质一致的木印「时大彬」款壶底足残片，其造工与形制，相类于此件鼎足盖圆壶，此外传世亦有「时大彬款直颈圆壶」其底足也是这种形式，这些茶壶间是否有某种关连？抑或仅是反映着明末时期的某些工艺风尚？值得再作深入思索。
另一件受到瞩目的是江苏锡山市明崇祯2年华涵莪墓出土的「大彬款柿蒂纹三足壶」。此壶壶胎呈浅绛色，表面满布细密颗粒。造型古朴，壶腹圆浑似鬲，三弯流，三足小巧饱满，环底。盖面以壶钮为中心，堆贴四合如意云纹。柄下方和一足之间刻「大彬」楷书横款。
从这件三足壶的胎泥、造型、装饰和工艺等方面，可以宽见紫砂壶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的过渡轨迹。它的胎泥锤炼到位，造型和装饰传统而有艺术性，较嘉靖12年吴经墓提梁壶和扬州明万历44年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壶更为精到成熟。
「鼎足盖圆壶」和「柿蒂纹三足壶」是目前公认的时大彬真迹，但仔细比对两壶的若干神韵与工艺细节，其实是有些微妙的差异，前者古穆，后者文巧。虽然不排除是大彬不同时期的创作，但我认为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柿蒂纹三足壶」或许是出自大彬嫡传的李仲芳或徐友泉之手。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名家》︰「今世所传大彬壶，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见赏而自署款识者，时人语曰︰『李大缾，时大名』。」并说「李仲芳……为高足第一。制度渐趋文巧，其父督以敦古，……。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竞。」并称三大的徐友泉则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显然李、徐二人的陶艺风格较为文巧精雅，而大彬则是敦古静穆。当然，关于艺术风格的探讨并非今日主题，此处暂且按下。
「大彬壶」一直是紫砂界的第一线课题，应该另辟专章，今天限于时间，我们只做浅论。「砂壶汇赏」展出的「丁未夏日时大彬制款圆壶」1987年5月出土于山西晋城明崇祯5年张光奎墓出土。
此壶为紫泥夹砂胎,胎色紫褐，手感温润。造型为溜肩，圆腹，三弯流，平底内凹。盖面作略成凹弧形的二层台式，算珠形盖纽，从上方俯视，形成一道道涟漪般的同心圆。壶盖与壶身和逢严密，壶的流、口部中线和执把成一线。壶底阴刻竖排双行楷书款“丁未夏日，时大彬制”，刻款刀法遒劲，笔划流畅。丁未年应该为明万历35年（1607）。文博学者认为明万历丁未年与墓主人去世的明崇祯5年（1632）仅相距25年，以墓主人的身份与经历推断，该壶制于明万历时期，有条件被认为是时大彬壶的传世真品。出土时，壶内尚存茶叶。
除了「砂壶汇赏」的几件出土大彬壶外，另有一件常被忽略的出土「大彬」款紫砂壶，即柳州市博物馆藏的「大彬款菊花饰瓜棱形紫砂壶」（图15），该壶质地褐中泛紫，夹粗砂，腹扁圆，呈菊瓣形，盖与底均作菊花，盖顶饰宝珠形花蕾钮。近三弯流，流下刻「大彬」两字竖行款。经耿宝昌先生主持的国家文物鉴定组定为「一级藏品」。
受到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陶瓷形制中以莲花为代表的筋纹器形出现甚早，而从宜陶文献来看，筋纹形的紫砂壶也在宜壶伊始的明代中晚期就出现了，如明末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正始》载：「董翰，号后溪，始造菱花式，已殚工巧。」稍后的时大彬、徐友泉等名手皆有所制，如张燕昌．《阳羡陶说》：「先府君性嗜茶，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侧有款字，随手合盖举之，能翕起全壶。」笔者以为，此件「大彬款瓜棱紫砂壶」形制不俗，颇具进一步考证的研究价值。
除了大彬壶之外，「砂壶汇赏」的其他展品中也透露出不少耐人寻思的信息， 诸如这件1989年泰州市基建工地出土的缺盖「绞胎圆壶」。造型为直口，溜肩，圆鼓腹。壶在出土时破为几块，修复完整，故而可以从剖面看到制作工艺。壶的制作工艺是，先分别做好口沿、腹部、流、把手、圈足，流的内口为单孔，腹部和流的内胎是砖红色的紫砂泥，外部再贴上一层赭红、浅黄二色相间的薄绞胎泥，壶把、口沿和圈足部位未贴绞胎泥，外层罩透明釉，壶腹部施釉至三分之二处，入窑烧成。未贴绞胎泥的部位，胎土中有银光闪闪的细小石英颗粒，在圈足外壁比较明显。
绞胎陶瓷器始烧于唐代，产地主要在山西、河南和陕西一带，唐代以后几乎不见。明代的绞胎紫砂器很少，清代几乎没有发现。这件紫砂壶的出土，丰富了明代紫砂壶的品种。
河北省正定县清顺治七年(1650) 梁维本墓出土的「陈用卿制款圆壶」。此壶以紫泥为胎，练泥甚精，呈色紫褐带黄调，烧结适中，毫无射釉火疵，器表颗粒隐现，呈轻微石榴皮效果，胎中掺有黄、褐深浅细粒熟料。造工极精，使用工具繁多，与今日宜兴紫砂名家之作庶几无异，无疑地，此壶展现了晚明清初制壶工艺的极高水平。壶底阴刻「陈用卿制」四字二行楷书款，布局大方，字体工整，刀法遒劲有力，棱角分明。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雅流》载陈用卿：「式尚工致，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制，不规而圆，已极妍饰，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用刀工。」
又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尚彼浑成，佥曰用卿醇饰」，据此描述，用卿擅制圆器「不规而圆」，工艺精致，浑然天成，「已极妍饰」，加上此壶款字的确颇有钟繇《宣示表》帖意，「落墨拙，用刀工」，由上述条件看来，这件梁维本墓出土的圆壶应可确认为陈用卿晚期的标准器。
由此，笔者益加肯定了紫砂工艺在明代晚期已达到成熟阶段，当时的时大彬、陈用卿等名陶巨匠，其工艺水平确已不逊于今日陶人。这也意谓着，以工艺水平作为宜兴紫砂发展的参考，固然符合手工艺发展的历史轨迹，但也应思考到，个别名家的巧手匠心会有出类拔萃，超前了整体制壶工艺水平的发展进程。
明代至清初的考古材料十分多元，限于时间，今天只能先介绍到此。下图是几本关于出土紫砂材料的专著，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研究，谢谢各位。
► 注：本文原发表于《紫泥藏珍——明清宜兴窑器之美》 （台北.唐人工艺.2008）并略作补充。
本期主讲
黄健亮 (古谿)，1963年生于台湾嘉义。台湾艺术大学艺术硕士。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评审委员，台北成阳基金会特聘研究员，江苏宜兴市陶瓷(紫砂)文化研究院学术顾问，唐人工藝出版社、《紫玉金砂》杂志总编辑。
【主要著作】
《荊溪朱泥—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紫泥藏珍—明清宜興窯器之美》《紫砂名品》《明清紫砂藝術》等十余册。
【主要论文】〈由考古材料略談紫砂研究的新啟示〉〈晚明紫砂工藝最重要的百年〉〈晚明至清初紫砂壺題刻初探〉〈南海沉船中的茶事訊息〉〈17-18世紀外銷歐洲紫砂壺的風格與特徵〉〈茶文化視野下的宜興貿易壺〉〈孟臣壺在清代工夫茶區的地位考述〉〈荊溪惠孟臣及其作坊再探—兼論孟臣家族成員工藝風格與作品特徵〉等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