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传播以及西方航海业的高度发展,西方殖民者很快就闻到中国的茶香。从1607年开始,以掠夺各地资源为主要任务的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等地茶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1644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运销武夷茶。清朝1656-1684年间实行第一次海禁, 1689年英国首次从厦门港直接进口武夷红茶。自此以后,逐步形成武夷山经福州到厦门的东南茶叶之路。西方人根据闽南和广东方言的口音把武夷茶翻译为"BOHEA" ,许多西方人因武夷茶而产生对中国的向往。和瓷器一样,当时的武夷茶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另一个符号。
1984年,瑞典海域打捞起东印度公司1745年的“歌德堡号”沉船,60多万件瓷器、370吨茶叶以及大批丝绸浮出海底。这批被打捞起来的茶叶中,有武夷红茶、贡熙茶、松萝茶等。人们惊奇地发现,锡罐封装严密的未受水浸变质的武夷红茶,至今仍然可以冲饮。
短短的几十年间,武夷茶风靡欧洲上流社会,横扫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荷、英、法、俄诸国,皇官贵族、社会名流皆以品饮武夷茶为时尚。
武夷茶被争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北宋时期的“龙团凤饼" ,并被冠以“中国茶”的雅称。拜伦等许多欧洲大作家的作品中都描写过武夷茶。
西方对武夷茶的狂热追逐,为许多商贩创造了良机。雍正五年(1729)中俄《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贸易地点后,武夷茶开始大踏步走出幽深的壑谷,穿越万水干山,走向俄国官廷、走向欧洲大陆。
一批嗅觉灵敏的山西商人,从武夷山茶区采购茶叶,为了运输方便,就地加工成茶砖,从武夷山出发, “越分水关,出九江,经山西…转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北行达恰克图”(引自《清代的茶叶商路》）。
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据《山西外贸志》载，这条商路上挑夫、货船、车队、马帮、驼铃络绎不绝,绵延万里,蔚为壮观,成为一条可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的国际商道,号称“万里茶路”。晋商不但把武夷“旗枪”作为挣取外币的武器,而且在国内到处开茶庄,通过贩卖、流通武夷茶的窗口,开设镖局、票号,运筹着“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开创了一段辉煌商业传奇。
乾隆二十二年(1757) ,清朝实行第二次海禁,关闭厦门等港口,只准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武夷茶开始改从广州出境,逐步形成武夷山至江西铅山河口,经鄱阳湖、赣州到广州,长达1500余公里的南方茶叶之路。当时闽籍商人潘振承、伍秉鉴等人率先从武夷山贩卖茶叶,在广州分别成立了“同文行”、“怡和行” ,长期与东印度公司从事茶叶与纺织品的出口贸易。为了能保证茶叶的品质和供应量,以潘氏、伍氏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纷纷在武夷山租购大量的茶山,建茶厂,有的在武夷山茶叶集散地赤石、星村开茶庄向茶农收茶。在当时的欧洲,武夷茶是中国茶的代称,占据欧洲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只要贴有“同文行”“同孚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就可以卖出高价。专业向英商、美商提供茶叶和丝织品的伍秉鉴当时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文章摘自邵长泉《岩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