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公
寿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
有“三胡”蜚声沪上：一个是“红顶商人”胡雪岩，
有一个是上海滩名妓胡宝玉，
还有一个是海上画派代表人物胡公寿，
当时的《瀛儒杂志》将这三位名人合称为“海上三胡”。
由此不难看出胡公寿在海上画坛不可取代的领袖地位。19世纪70年代，《申报》上曾这样评价胡公寿，称其画“天骨开张，笔势超纵”,使乞画者“踵趾相属”，成为“以书画噪遐尔者”。
1823年出生于华亭的胡公寿，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均未考中,于是弃而学画。只身一人闯荡上海时,一无所有,幸得朋友毛树徽帮助，才得以立足。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就已经相当有名。翻开当时的任何一本笔记,只要提到书画家,就必定有胡公寿的名字,且对他推崇备至。
《海上墨林》记载他“江浙名士无不倾服,谓三百年来无此作也。”张鸣珂也认为“公寿、伯年最为杰出。”有人作《论书》二绝,评论当时的知名书家、其一云“横云山民擅三绝,一缣倭国价连城。可怜书法空当代,竟被丹青盛名掩。”胡公寿的诗书画被称为“横云三绝”,润笔之资累万。
所谓“一缣倭国价连城”说的是在上海画家与日本人的交往中,胡公寿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当时日本人是上海画坛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不仅买画,也结交当时的知名画家,甚至拜师学艺。而胡公寿就受到日本人的大力推崇,被视为画坛权威。几乎所有到上海的日本人都会想办法拜访胡公寿,并以拥有他的画为荣,“日本人东归,辄以得其胡公寿尺幅为韵事。”
清末,一批江南文人陆续来到上海。胡公寿与他们谈书论画,诗酒唱酬,引为同道。他们互相钦慕，颇有文人倜傥旷达的雅趣。杨伯润有诗云“横云夙抱经济才,老骥伏杨真堪哀。即今书画压时史,此是先生之末枝。”绘画并不是他的全部才能,虽然画名卓著,收入丰厚,但他“盖视身外物澹如,世人亦不甚识其高节也”。
与胡公寿交往甚密的,还有张鸣珂、胡震等文人雅士，他们无不保持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境界。相比其中很多人因环境动荡而遭逢的不幸，胡公寿无疑是幸运的，他从一个屡试不第、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逐渐成为海派画坛中的名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境遇。
胡公寿于江、浙名士无不倾服。 诗书画的结合是胡公寿作品的一个特点。书法出入颜真卿（鲁公）、李邕（北海）之间，独具体势，但为画名所掩。工画山水，运笔浑厚，墨气淋漓，得董源、米芾神韵；花木竹石，取法于陈淳；尤喜画梅，老干繁枝，笔力雄健，墨彩焕发，得力于书法。当时与任颐、虚谷等齐名沪上，日本人士尤爱重之。咸丰十一年（1861年）避乱，寓居上海，卖画自给。诗宗少陵，清健遵练。为“海上画派”代表画家之一。
海派绘画中有相当多数量的作品只有落款而没有题画诗。胡公寿的题画诗则内容多样,有的以诗言志，有的与画相配合,意境深远，有的则涉及画法画理。胡公寿的绘画较多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特别是松江画派的传统，但同时也蕴含日后成为典型海派画风的诸多因素。他的作品长于水墨，有时略施淡彩，比任伯年等人的设色作品更为简洁雅润，富有文人画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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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日岭山馆款胡公寿刻画小罐
鉴赏完胡公寿的书画，我们肯定还会把他和玉成窑联系到一起，自然而然也会想到紫砂与文人的诸多雅事。玉成窑的产生是伴随着文人赏壶的时代之风，一代书法大家梅调鼎与当时的制壶名家、书画名家以类似雅集的形式，做书画、赏佳壶。当时有多位书画金石家参与，胡公寿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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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胡公寿画陈山农刻玉成窑紫砂盆
这件紫砂盆是胡公寿与陈山农合作之物，其上为胡公寿所画沈周供石小图。由胡公寿绘并题字。陈山农铭刻。灵石，盘曲旋叠。颇有古意。加之陈山农的刀笔纵横，体现了晚清文人所追求的金石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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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寿铭 何心舟制 东坡石铫提梁壶
而此件提梁壶造型别致，壶身扁圆状，整体作瓜形而无棱，一弯嘴，高架三叉提梁相交于壶体上方，如瓜之藤蔓，自然交叠，曲中有直，圆中寓方。一提梁与壶身相接处钤篆体阳文“心舟”印款。盖口契合严密，圆盖置瓜蒂形纽，纽下部置气孔，纽形设计生动且便提携，盖内钤篆印“心舟”，与提梁处钤印同。壶身一侧光素，一侧胡公寿题铭文，字字俊秀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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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胡公寿刻紫砂壶
而与上件想比，此件在铭文基础上，又摹板桥道人劲竹图。刻绘风格与胡公寿作画风格同出一辙，风格雄健浑厚，焕发着独特的文人风味。由此可见，由胡公寿等书画文人的参与，为紫砂器题词作画，所刻词句切器、切题，隽永秀丽，美不胜收。紫砂器造工又精妙简巧，可与美玉媲美，均具浓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促成了玉成窑墨宝紫砂走向了又一个历史性的紫砂巅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