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作为世界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和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区之一，有着悠久的茶叶种植和加工历史。
尤其是普洱茶，唐宋以来就是久享盛誉的传统历史名茶。一千多年以来，因其对人体健康的有益作用，深受世人喜爱。本期昆仑说茶为大家讲述云南茶叶简史。
东晋·常璩(公元347年或稍后)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上述记载表明商周时期巴蜀之茶已作贡品。
据吴觉农《茶经述评》称：当时所指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及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地区，故贡品中有云南茶。
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髳，微、籙、彭、濮八个部族国。
其中髳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髳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古刈、哈瓦、德昂、崩龙等。
流传至今，云南茶区还有布朗、哈瓦、德昂等少数民族。据许慎《说文解宇》说，这些称呼都是由“濮”“蛮”二字的音源而来，只是译音取字不同而已。
又据史料记载，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或曰矩）狗；清·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清时期规定云南顺宁府的蒲蛮以矮犬为贡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定甫中后将永昌郡濮民数千部落移至云南郡和建宁郡囤田。
由上可知濮人祖居云南的历史长久，分布面也广，当地有适宜种茶条件，故有濮人为云南种茶始祖之说。这与上述商周时期云南以茶为贡品是吻合的。
三国时魏·吴普《本草、菜部》记有：“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
上述记载中的“荼”即古茶字,“益州”系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尝羌臣服于汉，武帝赐以金质“滇王之印”，建立滇国，封尝羌为滇王，以滇池为中心。
设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的晋城)领27县，包括今曲靖、玉溪、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州市)的辖区。东汉明帝时在滇西设永昌郡之前，先设西部都尉，仍归益州节制。
汉献帝建安19年(公元214年)设庲降都尉于今之曲靖，统辖益州、朱提(今昭通一带)、兴古(今文山，红河州部分地区)、永昌(今保山和临沧地区)、云南(今大理和楚雄部分地区及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越(今四川西昌和云南丽江及楚雄部分地区)七个郡。
可见两汉时滇治均属益州管辖。故吴普《本草、菜部》所称益州主要是指现今云南所属之地。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平夷县距当时南中的中心味县(今曲靖)140里。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傅巽以南中茶子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宛柰即大宛国的苹果，西极石蜜即天竺国的冰糖)并列，可见云南茶子当时已有盛名。
唐·樊绰《蛮书·管内物产第七》(公元864年)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今景东县)界诸山，即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之地。蒙舍蛮系唐代洱海附近居民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住在今巍山、南涧县境。
清·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中有“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西番指今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上述记载说明唐宋时期云南产茶集中在滇南，采制粗放，饮用方法都是加上香辣等配料煮饮。并且可知当时云南茶已销往西藏等地。
明·冯时可《滇行纪略》(16世纪下)载，“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按：感通寺茶系指大理感通茶，惠泉指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天池指明代江苏苏州的天池山产的名茶，伏龙是指浙江古会稽名茶之一种，亦称卧龙。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 明末(1639年)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滇游日记》载，“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甚佳，焙而复爆，不免黝黑。”日记中还提及过顺宁府时住梅姓老人家，主人以云南府所产名茶——太华茶招待。
上述记载表明，普洱茶之名始见于明代；云南已有名茶出现，焙制方法未臻完善,大叶种茶树须架梯采摘。
方以智《物理小识》(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
刘健《闻夜录》称：顺治18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今永胜县)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人藏普洱茶三万担。
张泓《滇南新语》(1755年)载。“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
曹雪芹《红楼梦》第63回记述：“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焖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焖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载：“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岁人贡，民间不易得也…普洱茶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王昶《滇行日录》(1768年)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为团，可疗疾，非清供所宜。”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1782年)记有：“团茶产于普洱府属思茅厅地方，茶山极广，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它茶为独胜。”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 (1799年)称：“普洱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师范《滇系·山川》(1807年)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220里曰莽芝；260里曰革登；340里曰蛮砖；365里曰倚邦；520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
雪渔《鸿泥杂志·卷二》(1826年)有：“云南通省所用茶，俱来自普洱。”
段永源《信征别集·卷下》(1867年)载：“朱继用又言：思茅厅地方，茶山最广大，数百里间，多以种茶为业，其山川深厚，故茶味浓而佳，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味也。而归其名于普洱府。其实普洱之茶，皆思茅所产也。”
光绪末年(1908)顺宁府太守琦磷号叔敏与当地知名人士陈晓峰倡导种茶，引种双江勐库茶子，初种于城后凤山，蔚然成园。此后即推广普及全县。
上述清代茶事记载表明：云南普洱茶产、制、运销的盛况，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钱粮；滇西南双江、凤庆等地的茶区在发展；普洱茶及其茶膏具有多功能的药理作用，故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不但士庶所用皆普茶，京师尤重之。
所谓普洱茶，即记载中的饼茶、团茶，女儿茶等皆属之。今天的沱茶、紧茶、方茶、砖茶以及各级滇青皆属普洱茶。
但与现在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将茶叶经过陈化处理而成的“普洱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关于云南六大茶山，经考证，应是攸乐、葬芝、革登、蛮砖、倚邦、漫撒六山，位于澜沧江东岸，除攸乐山在今景洪市境，其余五大茶山均系今勐腊县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