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苏州人，温文尔雅，两车不慎刮擦了，车主也可以坐在车头好商好量。
春秋时的苏州人，断发文身，动辄拔剑而起，血溅五步。
几千年的岁月，究竟是如何刷新苏州人的性格？
春秋时期，苏州所在的地方是吴国的都城，被中原各国看作蛮夷之地，吴人不脱野人习气，断发文身，剽悍轻掠。
吴人尚武，武备不可或缺，最喜欢的是剑。
军队的制式武器是剑，吴国君王配的是剑，出土的铜器中不少是剑器，吴王夫差剑大名鼎鼎，存世9柄，保存在博物馆里。
吴人铸剑技艺高超，“肉试则断牛马, 金试则截盘匜”。
直到唐朝，依然让诗人们印象深刻，把吴钩等同于宝剑，以至于有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有李白的“吴钩霜雪明”。
不同于后世的文士剑，吴人的剑是要见血的。
《战国策》里写道：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
专诸明知必死，将匕首藏在鱼腹里，刺杀吴王僚，当场被侍卫所杀。现在苏州古城还有专诸巷纪念他。
要离为求吴国安定，自残一臂，使苦肉计，刺杀了逃到国外的猛士庆忌。
吴人勇悍轻生的作风，让南宋大诗人陆游不禁心向往之，写诗说“死当穿冢近要离”，希望死了埋在要离旁边。
地理决定历史，当时太湖地区不像后来开发过的熟地，而是一片苍莽，湖沼众多，环境恶劣。
原始的火耕水耨，生产力低下，吴人不得不与天斗，与地斗，又要与周边国家斗，自然养成了勇悍无畏的性格。
吴人的尚武之风延续很久，到南北朝时期起了变化。
南朝的世家大族高谈阔论，鄙视武将，有些以武勋起家的家族，甚至以武事为耻，在皇帝面前被同僚夸赞武勋，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当场发飙。
这种变化，是因为晋室南渡，大批中原人南下，带来大量人口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吴地得到开发，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中原的儒家文化，渐渐同化了吴人。
再加上佛教兴盛，比如梁武帝，亲自下场崇佛，几次舍身出家，逼得群臣几次出钱赎回自家皇帝。汉传佛教吃素的传统，就是由他推广开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宗教与相对稳定的环境，一起参与软化了吴人的性格。
上层软化了，但民间的尚武之风依然保留着。
《隋书•地理志》里提到，吴人熟习战斗，号称天下精兵，每年五月五日有斗力之戏，如同演练战事。
到了宋朝，全国经济重心完全南移。
太湖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宋时有了“苏湖熟, 天下足”和“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
经济富足，容易软化人的性格，再加上宋朝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倡导科举，消弭了民间的习武之风。
范成大在《吴郡志》里说，本朝文教风靡，五月斗力的习俗消失了影踪。
此消彼长，文教逐渐兴盛。
具体到个人来说，对苏州习文风气影响最大的人，当属范仲淹。他在苏州南园买地，建立府学，请大儒胡安定来当老师。
朝廷鼓励，有好老师教，又有钱学习，崇文重道的人自然越来越多。
明清时期，物产丰富的环境和大运河节点的优越位置，使苏州经济繁荣到了极致，文风也盛到了极致。
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秋粮实际征收2747990石, 占全国实征数的11.11%，超过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的总和，可见富庶的程度。
唐伯虎大力赞美家乡，写诗说“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工商业十分发达，人称“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引领全国潮流，地位如同今天的上海，“苏样”成了时髦的代名词。
经济起飞，文风越发昌盛。
整个明代，高中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的人中，苏州府28人，全国排名第二。
清朝更甚，全国570人中，苏州府有65人，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其中状元28人，约占全部114名状元的四分之一。
状元之多，以至于成了“土特产”。
有次在翰林院，苏州人汪琬碰到同僚夸耀家乡特产，他不好意思地说苏州特产只有两样，一是优伶，另一样是状元。
这种典型的凡尔赛行为，恐怕会让他的同僚们很无语。
时间车轮滚到近代，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陆让位于海洋，苏州的地位被上海取代。
但文气不衰，现代苏州籍院士的数量，一直名列前茅，苏州人在世人的眼中，总是软糯文雅。
扫叶煎茶摘叶书，心闲无梦夜窗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