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达2000年之久。民间有“武侯遗种”(武侯是指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的说法，故普洱茶的种植利用，至少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在当时，茶叶贸易是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经济项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会撒手茶山的占有。
早在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不顾千里之遥，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设置为“利润城”，视茶林为获利润之物，显示了王朝的重视程度，也显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点即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自然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
此时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陪嫁给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由于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
这便是南宋人李石着《续博物志》中所记载：“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据清代《普洱府志》记载：“年运吐蕃之茶达三万担”。此时期，为驮运方便，茶商便将收购到的散茶再蒸而紧压为团茶，大者如人头称“人头茶”，小者如牛心，称“牛心茶”。
紧团茶千里之遥运西藏，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长日驮运中，团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黑色，味有陈香，别于其他茶叶，易辨易识，渐为藏区喜爱。
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此时宋朝与北方金朝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设“茶马市场”，以步日部茶叶换得西藏马匹，再将马匹北转与宋朝，换取绵缎珠玩首饰。
茶市扩大，促进步日各地茶叶种植加快。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
蒙古铁骑占领云南，将宋代的步日改为普日，在思茅一地设为思么，两地各设“甸”治，于普日加设“普日思么甸司”，辖两甸及南方各地。
甸司归属元江路节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后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澜沧县志》称：“有景迈、勐本、芒埂、糯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园为元代栽种”。
将普日改称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万历年间（1572～1620年），李时珍着药典《本草纲目》中记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编纂的《云南通志》记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
两书语若同出，一致将普洱一词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无变。两名固定时间，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
据考证，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此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明朝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淅着《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
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猛养、思茅、普滕、整董、猛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根据流官管土官原则，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
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由云南总督鄂尔泰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紧茶，茶膏，进贡皇帝做为贡茶。
雍正十年，普洱镇总兵官李宗应以巡边到茶山搜括民财，普洱知府佟世荫又图以“过山聚粮”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总刀兴国，刀兴国愤而发动茶山人民起义。在官军六个月围剿下，起义失败，刀兴国等人残遭杀害。
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宁洱县为附廓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
同年，清庭对普洱府茶业情况作调查，对私商经营茶叶有改动，道光《普洱府志·食货》对此况追述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120斤计，合72~84万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
为了“杜绝衅端（闹事），不许客人上山作茶”；又从收缴茶税入手，准许私商办“茶引”购茶，规定：“普洱府年发茶引三千，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加其他税费，合每引征税一两，年征收茶税合三千余两），行销办课，定额造册题销”。
其后在府地设“茶局”专办茶引发放、税银征收和贡茶的例银发放、贡茶押运的监督机关。
普洱茶由于品质优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获西藏人民喜爱，在明代中期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
清代，阮福专着《普洱茶记》称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
清代学者赵学敏着《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
《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
同期志学家张泓着《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
普洱贡茶的采摘、加工、包装，产品多种多样，加工极为认真精良，达到当时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宫喜爱，广泛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品尝。
据清代文豪曹雪芹着《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
我们今天唯能从巨着的精美描述中，去领会普洱贡茶当时的风采和声望。
从此，普洱茶在占有广大茶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贡茶获取最高名声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为名，双管齐下，普洱茶名利双收。
普洱茶沿贡至清宣统年间（1744年~1912年），据老舍问皇帝喝茶情况，傅仪答：“每年龙井、普洱贡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证实普洱贡茶沿贡至少168年，均有突破发展，大大推进普洱茶的发展。
1793年(乾隆58年)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园设宴，乾隆帝婉言不准所请，不予同意，但礼尚往来，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女儿茶和(普洱)茶膏，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参观、看戏，都宴赠送礼物，称为“赏赐”，每次每人一份。
现将三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品摘录如下：
——赏英吉利国王物件，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普洱茶8团，六安茶8瓶、武夷茶4瓶；茶膏4匣。
——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等，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O瓶。
——又随敕书赏给英国国王物件，计41填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戛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这批礼单逐项统计，共送普洱茶124团、女儿茶34个、(普洱)茶膏26臣、砖茶28块，六安茶40瓶。武夷茶24瓶，还有未列茶名的‘茶叶”32瓶。
每次赠送国礼，侧由清朝“军机处”遂人逐项开列详细清单，呈送皇帝阅批后送给，可见普洱茶名扬海外的历史久已。
普洱茶不仅是颇具外交意义的贡品，也是山茶属植物中最具世界性经济意义的作物，茶树与属于热带植物的咖啡和可可有所不同，无论在温带或寒带都可生长，从南纬33度的南非共和国以北地区至北纬42度附近格鲁吉亚共和国高加索山区都有引种栽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茶叶的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由70年代的55.5万吨猛增至1994年的101万吨。
到2005年预计将达145~150万吨。中国是世界主要产茶国之一，1995年全国茶园面积111.54万公顷。全国茶叶产量55.7万吨，茶叶是中国的重要产品之一，而且存在巨大潜力，因为在现今世界上有40余个国家出产茶叶，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众多的品种及制茶方法，而云南省更是得天独厚。
云南普洱茶历年来多次获得过世界各国的大奖，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与欢迎。一九九九年云南沱茶（销法沱）被成功地载入法国大药典，这是云南的骄傲，也是中国茶人的骄傲。云南先民发现并利用了茶，云南人为人类创造的普洱茶也必将在世界饮料史上写上自己光辉的一页。
